徑上的雞蛋花掉落滿地，經過的人總是小心翼翼腳步，擔心弄亂黃白相間的美。就在步步為營之際，松鼠也會大膽的橫越面前，一溜煙的上了龍眼樹。往前幾步，經過寫盡歷史的西班牙式建築，偶爾還能遇上和人平起平坐的夜鷺。這段不到一百公尺的路，去、回、去、回，洗滌著我內心。
駐足一會兒，記憶中模模糊糊的，有人穿著泛黃的涼鞋、停在樹下的紅色小客貨清楚了起來。那是他，有人尊稱他「王牧師」，也有人親切地喊他「大義利斯」，他的排灣族名。
一九九七年底，他忘了呼吸，沒再醒來。在他身上，你看不到「不樂觀的權利」。他，認識的人不會忘；他是受到達瓦蘭部落敬重的好牧者。說來，我們這群人真亂沒天良，老只是用嘴巴記念他、思念著他的玩笑，轉眼間，他的女兒已經由師母含辛茹苦扶養長大。
好學的大義利斯還真是個傳奇人物，讀中學時隨時一把獵刀在身，年輕時候帶人去搗亂教會；神學院考試那天還寫不出一兩個耶穌的門徒。或許正因為這樣，他格外珍惜上主在他身上的作為與恩典。已經牧會十年了，還到台南神學院來上研究所修道學碩士課程，比起我們實在認真。
一天下午，同住的幾個同學各自悠閒，我和其他兩個人在唱歌、下棋和泡茶，另一個人則為了論文沒有進展，發慌地在外頭為學校砍草。大義利斯呢？「老王出來玩啦！」當我們走近一看，真是嚇壞了！那飛快的打字速度，幾近將我們還在畫線、整理階段的功課完成。「我這個要先準備起來，不然禮拜六、日在教會怎麼有時間呢？」的確，他的時間實在比我們少很多，光是開車在教會與學校間來回，少說要六個小時。
不一會兒，大義利斯跑了出來，口中喊著：「怎麼停電了？」「停電？沒有啊！」原來是砍草的同學誤把一段電線當成頑強的勁草，奮力地斬除了。剎那間，王牧師打了一下午的功課全部化為烏有。忘記備份的他，沒有絲毫的責備，只說：「感謝主！讓我可以練打字。來吧！下盤棋吧！」化解了為校勞動服務同學的尷尬。
有一天，他高興地說教會要為他加薪五百元：「感謝主！很不容易啊！我們會友都很窮苦呢！」隔一個月，他又告訴我們：「我一回到教會，遠遠就看到長老和幾位信徒在整理我的地，我心裡就有數了。一走近，長老帶頭說：牧師對不起，這個月的謝禮還沒有辦法給您。」這段話從他口中說來簡單，我們聽得實在無奈。他又說：「不來還好，來了我還要煮點心請他們吃。」這句話又把我們逗得大笑。
宿舍隔音不佳，與他一牆之隔的我，上課能不遲到全靠他叫醒；他是無聲的鬧鐘，一夜鼾聲之後，配合出門腳步踩得地板咚咚響，就是我起床的時候。有一個禮拜三，帶領班級早禱的同學要我們說說值得感謝的事，一群理性思考慣了的神學生，頓時感性不起來，深怕說出來「程度太低」。大義利斯卻第一個站起來說：「我要感謝主讓我還能呼吸、還能吃得下、還能服事、還能讀書……」每一件看似簡單的事，都被他說得如此神聖，也讓我們知道他的人生無時不樂觀、無事不感謝。
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個冬天，班上楊隆江同學體貼他的舟車勞頓，也擔心他的小紅貨車安全堪慮，便將一輛還算不錯的小轎車換好四個新輪子，也過好戶，準備讓他在聖誕節過後回學校來領車。那天，從部落出發之前，聽說他的頭微暈、脖子有點緊繃。晚上我接到通知，要我們在醫院的太平間外面集合。原來王牧師回台南後，在新樓醫院附近的路上倒了下去，送醫不治。
我穿了件紅襯衫，打了條紅領帶，參加在學校禮拜堂舉辦的告別式，懷念他的樂觀，含淚歡送我的朋友進天國。從他身上，我告訴自己，我們有什麼資格對我們的日子垂頭喪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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